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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端主義思想日漸抬頭,它的根源是無盡的孤獨

    文化

    極端主義思想日漸抬頭,它的根源是無盡的孤獨

    Sam Dresser2018-10-13 06:30:02

    正如漢娜·阿倫特所言,世界上存在一個導致不同個體陷入各種極端思想的共同原因。

    Nabeelah Jaffer?是 AEON 網站的前任副主編,目前她正在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她曾在《新政治家》雜志(The New Statesman)、《衛報》、《金融時報周末版》和《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等媒體發表過文章。

    本文AEON 授權《好奇心日報》發布,你可以在 Twitter 上關注他們


    幾年前,我發現我的朋友湯姆是個白人至上主義者。這讓我陷入一種奇怪的境地:我是一個穆斯林,也是外來移民的后裔。同時,我還是湯姆畏懼和仇恨的所謂入侵群體的一員。他在社交媒體上號上大肆宣揚自己的觀點,處處流露出極右翼勢力感到自己權利受到侵害后憤憤不平的惱怒情緒。他在一個帖子中警告稱:“穆斯林入侵者,不要用你們骯臟的雙手靠近我們的女人。”在另外一個題為“這就是‘多元化’之后的白種人”帖子中,他搭配了一張由許多黑人面孔拼接而成的圖片。在他看來,所有一切絕望憤怒情緒的根源都在于“自由主義左翼分子試圖干涉人們的言論自由”。

    湯姆從未和我說過他的這些理念。相反,他本人一直非常溫暖而友善。他只在網絡上瘋狂發泄情緒,傳播自己的極端思想。不過,他看起來似乎是個永遠不可能在極端思想的指引下做出任何暴力之舉的人。曾幾何時,人們也是用評價湯姆的這些話評價托馬斯·梅爾(Thomas Mair)的。52 歲的梅爾來自英格蘭北部的小鎮伯斯托爾(Birstall),平時經常幫助上了年紀的鄰居打理花園。2016 年,他當街槍殺支持外來移民的女議員喬·考克斯(Jo Cox)。案發現場,瘋狂開槍的梅爾大喊:“這是為了英國!”事后,人們發現他是在白人至上主義思想的啟發指導下犯下如此極端的暴行。

    美國黑人作家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思想是危險的。思想迫使人們正視理想與現實世界之間的巨大差距,進而刺激人們付諸行動。思想能給社會帶來改變,有些改變是好的,有些改變則是壞的——很多情況下,好的改變和壞的改變會同時出現。但是,人們往往認為試圖創造改變的舉動是危險的:新的行為方式是對人類行為陳舊界限的破壞和侵蝕。在樹立新的行為標準過程中(整個過程充斥著危險的氣息),從前被視為過分的舉動如今可能已經變成人們眼中必要且正常的行為。

    但是,要想理解人們為什么會走上極端主義道路,僅僅將眼光投向意識形態領域是不夠的。僅憑思想本身的力量并不足以導致梅爾在案發當天早上攜帶短管霰彈槍和七英寸的長刀走出家門。考克斯議員去世后的幾周時間里,人們在社交網絡上詳細回顧了梅爾此前與世無爭的單純生活細節。但是,大家分享的信息不過是再三印證一位在梅爾家附近經營開設冥想中心女店主的話:“他似乎是一個非常孤獨的人,渴望和人交流。”據悉,槍殺考克斯議員的前一天晚上,梅爾還造訪了這家冥想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朋友湯姆也很少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快樂和滿足。他不喜歡自己的工作,也從未談過戀愛。他生活在牛津市內文化極其多元的地區,但卻沒有交到幾個朋友。一位與我和湯姆都是朋友的人曾經表示,湯姆似乎在精神上受過傷。與梅爾一樣,湯姆的人生也散發著一股苦澀刺骨的孤獨氣息。

    “孤獨是恐怖的共同基礎。”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寫下這句話時,她所指的恐怖是極權主義政府所帶來的恐怖。然而,孤獨其實還是很多其他類型恐怖的共同基礎——孤獨能夠引發悄悄降臨在完全普通的個體身上的精神恐怖,將世間萬物籠罩在急迫的恐懼和不確定性的迷霧之中。

    阿倫特筆下的“孤獨”并不僅僅是指獨處的寂寞。如她所言,獨處時的你可以向自己尋求安慰。思想處于獨處的寂寞狀態時,我們便開始自己與自己對話。我們分飾兩角,使得兩種聲音在內心展開交流。正是這種自我對話使我們能夠獲得獨立而具有創造性的思想——學會權衡內心兩種聲音激烈交鋒的必要性。每一次開展自我對話,我們都要努力在道德兩難境地中艱難前行。每次遇到利益沖突,每次感受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我們都會進行自我對話。在阿倫特看來,真正的思想應該使我們具備站在他人角度思考問題的能力。因此,真正的孤獨恰恰相反。它讓人們內心的自我對話戛然而止,進而使得“人們喪失自我”——更確切地說,是喪失對自己能夠充當自己思想伙伴的信任。真正的孤獨意味著人們身上不再體現人類的共性和由此產生的道德良知。此時,你便會像是在由不安全感和迷茫感組成的海洋中隨波逐流,絲毫不知應該如何控制內心風暴的走向。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是納粹德國黨衛軍的高級軍官。他最開始參與猶太人的自愿遷出工作,后來又負責強制驅逐猶太人出境,最后成為猶太人大屠殺的主要領導者。阿倫特認為,艾希曼展現出的只有無盡的孤獨。他“幾乎沒有能力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待任何事物和問題”——換句話說,艾希曼無法跳出自己的納粹世界觀來感受世間萬物。在以色列關押期間,一位猶太警察曾經詢問過他的過去。他習慣性地用自怨自艾的方式開始解釋自己為什么自己從前沒有在黨衛軍中爬到高位:“不管我準備和計劃做什么,事情都會出紕漏…不管我渴望什么,打算做什么,命運都能以某種方式阻撓我取得成功。”阿倫特冷冰冰地指出,艾希曼并沒有想到,審問他的警察不可能像他自己一樣看待在黨衛軍內迅速提升地位這件事。

    阿倫特提出,孤獨使得艾希曼和無數其他人——這些人本可能是和藹可親的典范人物,對下屬和晚輩友善寬容(據說艾希曼曾經就是如此)——轉投極權主義思想和魅力超凡鐵腕強人的懷抱。極權主義思想的目的就是吸引一切在內心道德對話過程中體現出糾結掙扎的人。而在阿倫特眼中,一個人內心的道德對話才是思想的最高形式。

    《極權主義的起源》

    極權主義思想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全面的解釋”——僅僅一種思想就足以解釋世界萬物。一旦接受非黑即白的極端世界觀,人們便會覺得獨立的思想無足輕重。艾希曼一直是一個害怕“沒有人領導和過艱難個人生活”的“社團活動活躍分子”(joiner)。成為“理想主義者”(理解成“空想家”也許更為合適)能夠緩和他心中的恐懼。畢竟,如果你能接受認為階級斗爭、種族競爭和文明沖突都是絕對專制的思想理念,作為階級、種族和文明一份子的你就能在不經歷雙向思考的前提下收獲生活的意義和親密關系。所謂的雙向思考,就是要求人們權衡競爭的必要性,學會對一系列的人產生同理心。阿倫特提出,邪惡的大屠殺“最終方案”(Final Solution)正是由艾希曼這樣的“社團活動活躍分子”制定出來的。無論是指出他們的邏輯存在問題,還是點明歷史事實不支持他們的觀點,與他們爭論都毫無意義。思維邏輯和歷史事實并不是他們最初接受極端思想的真正原因。

    “接受”絕對而專制的思想是一個不斷篩選的過程。一旦開始只用一種視角看待世界,人們便開始走上接受極端思想的道路。在學校與老師產生摩擦、難以找到工作、周邊環境的文化多元性越來越強、漫不經心的種族歧視……這些似乎都開始變成一個簡單問題的不同表現方面。同時,簡單的問題也會給我們奉上一種充滿誘惑力的簡單而激進的解決方案。如果我們面對的一切問題只是西方世界與穆斯林世界之間不可避免文明沖突大環境下所表現出來的簡單體現,那么個體要做的事情就只是選邊站隊這么簡單。在我看來,湯姆與艾希曼一樣:他們都找到了自己信奉的思想,也選出了自己支持的隊伍。

    當然,世界上像湯姆的人還有很多。和他聊天時,我不禁想起自己采訪過的許多對 ISIS、基地組織和其他暴力恐怖組織表達同情和支持的青年男女。與艾希曼一樣,他們中的很多人也是社團活動活躍分子,被極端思想兜售的非此即彼解決方案和非黑即白世界觀所吸引。在我認識的伊斯蘭圣戰主義者支持者中,沒有一個人是生來就邪惡的。但是,他們全部都用圣戰主義者那套宣揚了不知道多少年的世界觀看待世界——換言之,他們很難做到從正反兩個方面多角度思考問題。圣戰主義者的宣傳攻勢中,處處充斥著避開不確定性和同情共鳴的主題。ISIS 發行的英語雜志反復批判“灰色地帶”(grayzone)——他們用這個詞形容所有處于自身意識形態與異教徒意識形態之間中間地帶的事物。人們總喜歡“灰色地帶”表示在移民問題上的妥協讓步空間:兩種文化之間的妥協,兩種價值觀之間的妥協,兩種生活方式之間的妥協。不止一個 ISIS 支持者曾對我說,西方世界穆斯林的問題在于“他們居住在灰色地帶中,迷茫,遲疑,對自己的宗教信仰感到羞愧”。

    一個人缺乏從正反兩個角度看待問題的思維方式,但并不意味著他是愚蠢的。湯姆是一個接受過培訓學習的工程師,我采訪過的很多同情圣戰主義者的人也接受過更高等級別的教育。但他們都很輕率,因為他們為了全身心投入自己所選擇運動而忽視了自身獨立思考的能力。與湯姆一樣,很多支持圣戰主義者的人從未做出過暴力舉動。但是他們也和湯姆一樣,冥頑不化地堅守在他們看來能夠解釋所有事物的單一思想形態。這些人始終堅信,西方世界和穆斯林世界是兩個界限清晰的敵對陣營,彼此之間正在展開一場無人能擋的戰爭。他們只不過是選擇站在穆斯林世界的陣營中罷了。

    如果孤獨是恐怖的共同基礎,那么我們討論分析極端主義的方式——尤其是圣戰主義者存在多樣性這個問題——就存在根本性的錯誤。我們經常將極端主義視為外在威脅:外來文明的入侵和傳播。

    阿倫特表示,某些形式的獨處讓人們容易遭受孤獨和恐怖的侵害。她特別關注一個結構問題:現代性的“無根和多余”(uprootedness and superfluousness)。近代政治機構和社會傳統的崩潰造就了人們“找不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無法得到他人認可和擔保”的社會形態。更為關鍵的是,人們在這樣的社會中找不到歸屬感。社會是我們反思審視自我的一面鏡子。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也就是找到“愿意信任別人且值得我們信任的平等者,并與之成為伙伴”——能幫助我們了解自己的身份,認識自我,相信自己內心的想法。如果遭到社會的排斥,我們便容易遭到阿倫特筆下提到的各種恐懼和不安所帶來的侵害。雖然阿倫特在撰寫《極權主義的起源》時研究的是資產階級的異化問題,但她實際上也恰好精準地描述出如今西方社會中另一種找不到歸屬感的人生體驗。著眼當下,有這種感受的人實在太多。

    去年,我在英國采訪了一位當時正被檢方以傳播恐怖材料罪而起訴的犯罪嫌疑人。采訪過程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訴苦抱怨,而這些抱怨反映的正是導致他對暴力極端主義材料感興趣的根本原因。

    他說:“在這個世界上,我找不到一個屬于自己的地方。我們沒有歸屬感。”他承認 ISIS 的行為有些太過分,但他又表示:“但是 ISIS 的理念是建立一個屬于我們自己的地方,一個讓我們有歸屬感的地方。我們要的東西就是這個,就是這么簡單。”說到這里,他面帶紅光,嘴角也流露出輕松的笑容。

    歸屬感——更準確地說是歸屬感的缺失——是所有極端主義者身上共有的標簽。阿卜杜拉希·優素福(Abdullahi Yusuf)就是很好的例子。這位在索馬里出生的 17 歲少年來自明尼蘇達州,2014 年曾試圖投奔 ISIS,但是在邊境被有關部門攔下。與很多年輕的極端主義者一樣,優素福此前也很好地融入了西方社會。他有一口地道的美國口音,喜歡看 NBC 籃球頻道,是明尼蘇達海盜隊的忠實球迷。但是,完美融入社會和依然找不到歸屬感是可以同時發生的兩件事。優素福曾在一年之內三次轉學,其中一次是因為學校在沒有任何征兆和提醒的情況下突然關閉。2017 年,他在接受《紐約雜志》(New York magazine)采訪時說自己“不認識任何成功的人”。或許更重要的是,他感覺自己好像沒有辦法一方面堅持自己的索馬里人和穆斯林信徒身份,一方面又在美國社會找到一席之地。庭審過程中,優素福提到他看過宣傳“穆斯林不應該生活在西方,回到伊斯蘭國才是更好選擇……伊斯蘭國是更佳居住地”的視頻。此時,優素福和他的朋友們已經準備好接受 ISIS 提供的極端思想了。

    差異總會創造出摩擦和沖突。但是我們很少愿意承認,沒有任何一個由差異引發的問題是單方面形成的。換句話說,必須要有兩方才會有差異的存在。支持圣戰主義的年輕人中,很少有人只是因為單純不能融入社會而投向極端主義陣營。通常情況下,他們雖然已經融入社會——說著西方國家的語言、穿著西方文化的服裝、接受西方的風俗傳統——但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感覺自己并不屬于西方世界。一位支持 ISIS 的年輕女孩說:“我記得一個異教徒和我說,讓我從哪里來回哪里去。所以我就動身前往伊斯蘭國。”一位來自美國但卻試圖加入 ISIS 的索馬里裔美國人用帶著平靜而憤怒的語氣不斷告誡人們應該如何“來到這里并學會適應,適應……”

    在這些事例中,我發現年輕人總是無法從正反兩個方面思考問題。他們很難認識到,其實“灰色地帶”并不是一個不適合居住的可怕環境。生活不僅僅是由文化差異組成的簡單故事。如果孤獨意味著無法用獨立而富有同理心的思維看待世界,那這些年輕人的確是極其孤獨的個體。

    但是,我也好奇為什么在西方出生和長大的年輕人總是應該承擔起做出妥協的重擔。從本質屬性來看,少數族裔不像多數族裔那樣強大。因此,少數族裔更難做到在不喪失自我身份認同的前提下實現放棄讓步。為什么年輕女孩需要在聽到“從哪里來回哪里去”這樣的歧視話語后學會如何處理敏感情緒?為什么年輕男孩感覺要想能在自己出生的西方國家擁有美好未來,就需要不再穿外國服裝、擺脫父母留給自己的外國口音、避免暴露自己的外國宗教信仰?他們在西方世界找不到家的感覺,這難道不是多數族裔未能做到待他們如親人的反映和體現?他們的孤獨并不是無中生有——實際上,在西方國家的日常生活不斷為他們心中的孤獨提供著養料。

    我們應該用何種方式正確對待這些孤獨的極端主義者?如果阿倫特的觀點正確無誤,那么導致孤獨的結構性原因就算得上根深蒂固——通常情況下,為數不多的人際交往活動遠遠不能徹底解決極端主義者的孤獨問題。

    湯姆曾對我承認:“有時候,我在網上的言論的確有些過火。”隨后,他有溫和地表示自己對我并沒有意見。此時,他的言行表現出一種常見的雙重標準差異:他對自己所害怕和侮辱的群體是一種態度,對該群體中自己認識和喜歡的個體又是另一種態度。這種雙標情緒經常提現在這樣開頭的話語中:“我有些好朋友…”據說,有一個猶太情婦的艾希曼也和不少猶太人結下友誼,但卻沒有因此改變自己的意識形態。商人貝爾托德·施托斐爾(Berthold Storfer)是一名來自維也納的猶太人。1940 年時他與艾希曼緊密合作,聯手在納粹政權的幫助下將猶太人驅趕到巴勒斯坦境內。此后不久,施托斐爾選擇躲藏起來,但最終被抓住并押往奧斯維辛集中營。他懇請艾希曼救救自己,但前來視察的艾希曼表示自己無能為力——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定下的規矩不可動搖:沒有一個猶太人能夠離開集中營。艾希曼因為施托斐爾此前試圖逃跑躲藏而斥責他,但卻又為施托斐爾安排了相對較為輕松的體力勞動。艾希曼此后表示:“我們握了手,我在內心深處感到非常快樂。”不過阿倫特在書中寫道,兩人愉快會面的六周后,“施托斐爾就離開人世——顯然他不是死在毒氣室里,而是被槍斃了。”

    認識我這件事不會對湯姆的意識形態造成任何影響,也不會改變他堅信所有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是目前這個時代最大敵人的想法。與他就事實進行討論同樣收效甚微。我們兩人共同的朋友最終不能認同湯姆的極端觀點時,他便漸漸開始向最為極端的對立思想深淵中滑去。他是個安靜但固執的人,喜歡帶著受傷的情緒退回到自己的世界中固步自封。當然,我們所有人偶爾都會因為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而犯錯吃虧。所謂確認偏誤,指的是人們遇到一個命題時會傾向于尋找支持這個命題的證據,進而忽視否定這個命題的證據。但是,湯姆并不是簡單地傾向于某些事實這么簡單——實際上,他似乎對其他反面證據根本不感興趣。相反,他喜歡不斷重復一些老生常淡的理念(阿倫特說艾希曼身上也存在這個問題)。他在一條帖子中寫道:“宗教會一如既往地掌管一切,伊斯蘭教法會漸漸成為權力來源,建立起伊斯蘭國。”這已經超越了常見的移民懷疑論范疇,表現出的是一切堅定無神論者對宗教的厭惡情緒。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湯姆其實秉持著一種狹隘的世界觀——只看過去,現在和未來。

    湯姆的想法中存在一種可怕的邏輯一致性。如果你假定西方文化是一種單一整體(且異常開明)的世界觀,接著就會得到結論:出身并信奉不完美文化的非白人移民是必須得到控制的威脅。如果你堅信伊斯蘭教也是單一整體的世界觀,而且無獨有偶,它恰恰又處于高高在上西方文明世界觀的對立面,接著就會得到結論:我們必須與伊斯蘭教展開戰爭。如果你已經認為文明才是最重要的東西,那除此之外你還有別的需要嗎?在 1953 年出版的《意識形態與恐怖》(Ideology and Terror)中,阿倫特提出嚴密的不證自明邏輯性是那些不能真正思考之人的主要能力:“即便在絕對孤獨的情況下”,我們也不能否認二加二等于四的事實。一旦喪失幫助自己找到立足世界的親密人際關系,這種邏輯推理便成了“人類可以堅守的唯一可靠‘真理’”。雖然導致這種局面的原因可能還有很多,但我們經常發現極大數量的暴力伊斯蘭教極端主義者都有工程學、科學和數學領域的知識背景。畢竟,邏輯的成立不需要依賴任何人。只有一個前提至關重要,而且我們也必須使得全人類能夠自由地信奉這個前提:遵循邏輯的內在規律。

    在湯姆的世界觀中,認識世界不需要借助事實。對他而言,事實無關緊要。與其他渴求“全面解釋一切”的思想理念一樣,湯姆的極端主義世界觀也自詡“事前就知道所有可能發生經歷”。在了解一切事物“真理”的全知全能思維武裝下,信徒們如釋重負,不再因為不安全感而焦慮迷茫。最終,他們形成了一種能夠解釋一切且前后邏輯一致的思維模式。極權主義思想將信徒們從現實中解脫出來:這種思想的價值體現在它能提供一種邏輯自洽的絕對世界觀。正如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所說:“和現實相比,極權主義世界觀更能滿足人類的需求。”于是體驗變得無足輕重:我們不需要學習了解周圍環境的新變化。在納粹的鼓吹下,猶太人企圖控制世界的陰謀論一度顯得比現實情況還要真實。納粹做得事情很簡單,他們只是表現得“好像世界已經被猶太人掌控,因此需要一種對抗陰謀論的思想體系來保護自身”。如此一來,真理已經變得不如看上去像是真理的謊言一樣地位尊崇。

    阿倫特提出孤獨是恐怖的共同基礎時,她沒想到由處于社會邊緣地帶群體所犯下的個人恐怖主義行為。當時,她所思考研究的是獨裁主義思想和獨裁政府的恐怖行為逐漸被在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主流群體所接納。她表示獨裁政府的理想拉攏對象不是極端主義者,而是那些因為太過不安而無法真正思考的孤立個體:對這些個體而言,真與假之間的界限漸漸模糊,參與社會運動的想法在內漸漸發芽。以前的湯姆并不信奉他如今所堅信不疑的意識形態。認識他很久的朋友告訴我說,雖然湯姆早年過得并不好,但他的確是在接近三十歲時才逐漸形成了如今的思維模式。或許,他曾經就是阿倫特所說的那種獨裁政府理想的拉攏對象。

    與我采訪過那些憤怒的 ISIS 和基地組織年輕支持者相比,湯姆并沒有表現得更為邪惡過分。事實上,我發現自己也很難做到發自肺腑地討厭他。我平時很少見他,但碰面時他總是顯得溫和友善。另外,他也因為孤獨而表現出明顯的不開心,如此一來,我很難不為他感到難過。他不是莎士比亞筆下的反面人物伊阿古和麥克白,也不渴望“證明自己是個混蛋”。草率魯莽不是一種罕見的品質。如果歷史注定以某種特定方式展開,他也不會是唯一一個因為支持完全符合邏輯殘忍暴行而要被釘上恥辱柱的人。在我看來,大多數人甚至可能充分了解自己的行為,但卻依然選擇一意孤行。


    翻譯:糖醋冰紅茶

    題圖來自 Sasha Freemind on Unsplash;長題圖為 1961 年接受審判的艾希曼,圖片來自 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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