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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紀實風格出名的民謠樂隊五條人:“其實我們不拒絕這個社會,我們一直在融入它”

    娛樂

    以紀實風格出名的民謠樂隊五條人:“其實我們不拒絕這個社會,我們一直在融入它”

    周哲浩 蔡一能2018-10-11 14:20:27

    方言的演唱方式和對社會的記錄讓五條人的音樂獲得了口碑,不過他們在創作、設計以及現場方面都試圖掙脫各種束縛。

    9 月 21 日晚上八點三十分,也就是五條人“阿珍愛上了阿強”上海站預計開始的時候,Modernsky Lab 舞臺上的屏準時放起了演出的開場視頻。

    伴隨著古巴林蔭道俱樂部(BUENA VISTA SOCIAL CLUB)《Bruca Manigua》的歌聲,屏幕上閃過了幾張人們跳迪斯科的照片。大約一分鐘的時候,“阿珍愛上阿強”和“五條人”的字樣出現在了屏幕上。在現場觀眾的歡呼聲中,茂濤左手拿著裝有啤酒的一次性杯子和仁科走上了舞臺。

    當晚第一首歌是《倒港紙(兌港幣)》。1960、1970 年代,在他們的家鄉廣東海豐,有許多人偷渡到香港。他們中很多人在 1980 年代回鄉投資。《倒港紙(兌港幣)》便是取材于 1980 年代末海陸豐(海豐與陸豐的合成)的一個特殊行當:港紙販子。他們低價回收港幣,再高價換出。五條人用海豐話演唱這首歌的時候,身后的屏幕上投影出了這首歌的歌詞。

    五條人巡演開場視頻

    從 2009 年發行第一張專輯起,五條人就用音樂記錄著城市的轉型以及社會中邊緣人物的生活。《南方周末》2009 年把年度音樂授予五條人的《縣城記》時寫道:“五條人在其首張專輯《縣城記》里舒展了原汁原味的鄉野中國,在音樂日趨娛樂化的大背景下,它無異于‘盛世中國’的音樂風景畫,它所富含的原創性彰顯了音樂的終極意義——吟詠腳下的土地與人。”

    五條人對社會城市轉型以及小人物的記錄是作品中一以貫之的元素,從縣城里的老光棍到都市里的坐臺小姐。因為表達方式類似新聞,有人把五條人的作品稱為“新聞民謠”。事實上,五條人在創作《初戀》這首作品時,把新聞稿的敘述直接拿來當做了歌詞。五條人的歌詞有時顯得簡單甚至粗暴,不過在鄉土氣息的主題下,這種直白的描述反而產生了一種合理感。

    無論是五條人本身還是與他們合作的設計師都不避諱“土”或者“low”的評價。

    “可以土到掉渣,不能俗不可耐。”仁科說。

    因為五條人有大量的方言作品,演出時的字幕投影和匹配的視覺效果成為了更多人理解音樂內容的重要途徑。五條人的老鄉設計師胡鎮超“胡子”從五條人成立開始就與他們有合作,為他們的演出設計海報、制作了專輯《廣東姑娘》的封面。這次“阿珍愛上了阿強”巡演時的投影也是他負責的。

    當五條人唱起《美麗漂亮,英俊瀟灑》時,“美麗她長得非常漂亮/像星星一樣閃亮”等歌詞投影用的是黃色網頁上常見的小廣告般的浮夸字體。在胡鎮超看來,色情元素和帶有荷爾蒙的歌曲結合是一個好玩的搭配。

    “那樣的視覺是很多設計師忌諱的,就是用很多字體、很多艷俗的顏色。但是五條人給我的感覺就是,我可以這么去做。因為那首歌也是那種感覺。也是五條人給我的一個感覺,讓我去做那么大膽的嘗試,可能其他的歌手都不敢做得那么 low。”他說。

    五條人的編曲則與市井氣息的歌詞相輔相成。知乎上有人這樣評價他們的音樂:無論是人聲,還是吉他、鼓、風琴或者其他什么樂器,聽起來都是如此的真實,富有細節,仿佛他們就在你面前,很有現場感(當然這和他們音樂的錄制方式有關),所唱的內容也非常的接地氣,大多是生活里的常見事。這樣的音樂往往讓人聽起來很舒服,透徹。

    雖然名曰五條人,實際上樂隊的核心只有茂濤和仁科兩個人。37 歲的茂濤和 32 歲的仁科都來自廣東省海豐縣。港臺流行音樂伴隨著茂濤和仁科的成長——仁科的家開了一家卡拉 OK 廳,用他的話說,自己在卡拉 OK 廳長大。非音樂科班出身的五條人音樂創作最大的影響來源于兩個人在廣州賣打口碟的經歷。通過打口碟,他們既接觸到了像是大衛·鮑伊、鮑勃·迪倫和弗蘭克·扎帕這些傳奇,也從古巴、吉普賽和阿拉伯等地的音樂中汲取到靈感。

    “像以前最早聽音樂的時候,因為那個時候最早聽是聽磁帶卡帶嘛,你都會翻那些歌詞啊什么的,翻來覆去地看那歌詞,聽他們的音樂,很認真很仔細的。而且就是說從頭聽到尾。在那個時候,特別是打口碟那個時候,(對音樂)我可以用饑渴這個詞來形容。”茂濤說。

    海豐對于五條人的影響不僅只有語言。關于海陸豐有一句俗語:“天上雷公,地上海陸豐”,形容那里的民風彪悍。海豐話的歌曲《阿炳耀》中,五條人借助老光棍“阿炳耀”的口連續爆粗;《曹操你別怕》中有農村里打群架的故事在。

    樂評人張曉舟評價五條人的前兩張專輯《縣城記》和《一些風景》時稱,它們“成功策動了方言的起義,并打破了民謠的固有套路,包括以海豐方言發展了一種獨特的韻律節奏和吐詞方式,一種介乎鄉野民間戲曲和街頭吵架之間的南蠻腔調,并且他們還大大拓展了中國當代新民謠的題材領域和敘事方式。”張曉舟的另外一個身份是摩登天空的藝術總監,五條人在 2015 年簽約了摩登天空。

    圖片由攝影師孫孟晉提供。

    從 2008 年開始,五條人每年會舉辦“回到海豐”春節專場演唱會。早期的演出比較隨意,居委會場所也可以是演出場地。隨著五條人名氣越來越大,“回到海豐”從最初朋友聚會性質的演出發展成了年輕人節日式的狂歡。2015 年,五條人在一個停車場舉辦了“回到海豐”,吸引到了七八百名觀眾。因為聽得懂方言的關系,廣東本土的樂迷反應總是熱烈一些,會高聲合唱,遇到五條人選擇不唱出歌詞中臟字的時候,臺下還會替他們喊出來。

    2016 年春節的演唱會原本計劃借一家酒吧的場地,那家酒吧外面剛好有個空地,不過文化局最終沒有批準。2017 年春節,五條人把目光投向了學校的劇場,但由于學校場地不能商用,演唱會又一次取消。

    謝略酷是一名來自惠州的設計師,同時也是五條人的粉絲,在聽聞”回到海豐”無法舉辦后,和朋友們聯系了摩登天空,希望通過自費的形式把五條人請到惠州。沒想到最后居然落實成功。五條人乘著一輛被叫做“海豐號”的大巴來到惠州。于是,五條人的春節專場在 2018 年再次出現,“回到海豐”變成了“來到鵝城”。

    在謝略酷的介紹下,同樣是粉絲的志航也認識了五條人。在“來到鵝城”的演出中,志航負責了攝像工作。他把演出形容成是熟人的聚會。茂濤在舞臺上非常朋克地咬了吉他。志航甚至可以看到五條人在演出激動時噴出的口水。“一束聚光燈打到他們身上然后有晶瑩的水花在面前閃著。”他說。

    謝略酷和志航后來在藝術設計方面與五條人有不少合作。“阿珍愛上了阿強”的巡演海報是謝略酷根據仁科提供的具有迪斯科風情的照片設計的,志航則制作了演出前的開場視頻。

    自由和信任是設計師們談到與五條人合作的共同感受。志航在設計視頻時有加入自己的想法:年輕女孩跳舞跳著跳著變成阿姨,阿姨跳著跳著消失的畫面是想表達一種流行風潮和時間總會逝去的感覺。剪完交給五條人后,他們覺得很好,又多給了一些素材,志航于是就把視頻延長了一點時間。雙方的交流其實也就僅此而已。

    五條人對于設計的合作采取了開放的態度,《廣東姑娘》的專輯封面由胡鎮超負責。《夢幻麗莎發廊》則是和從廣州美術學院畢業的藝術家們合作,因為覺得對方粗糲的風格與音樂的氣質相符。連這次巡演海報上的字體也是專門找了書法家來做。

    “這么說吧,就是我們做音樂我希望把它做到最好。在設計方面,我們也希望把它做好,不斷地變化,不斷地適合我們現在的音樂。”仁科說。

    從縣城海豐輾轉到廣州后,五條人的作品在維度上也有所改變。知乎上有人把《廣東姑娘》這張專輯里的城市稱為是“青春絞肉機”,這張專輯一掃而光了前一張專輯中表現出的從縣城到城市的新鮮感,“城市所代表的資本主義、消費主義與國家意志將一代人無情地壓縮為勞動力與肉體”。

    地域的影響在五條人眼里是一種很自然的狀態,并不算特別。茂濤說:“我們只是在生活。在上海也一樣。”他補充說如果是在上海生活,那么創作也會融入一些當地的元素。

    圖片由攝影師孫孟晉提供。

    上海站的演出,五條人請到了曾擔任頂樓的馬戲團樂隊主唱的陸晨擔任嘉賓。在解散之前同樣被看做是城市風格代表樂隊的頂馬與五條人經常被聯系在一起。他們在 2010 年相識,頂馬當時冒著大雨在云南麗江的雪山音樂節演出,而茂濤和仁科則在臺下 pogo(隨著音樂跳動)。自那之后,雙方經常擔任各自演唱會的嘉賓。五條人在上海錄制了《一些風景》和《廣東姑娘》兩張唱片,而錄音棚正是由頂馬牽線的。

    文藝青年是五條人作品的重要受眾。這造成了一個有意思的分裂現象:五條人歌曲里寫到的人物和他們的聽眾是兩波人。“區區 500 元先生”(網名)是茂濤哥哥的同學,正是在他的介紹下,茂濤和仁科通過“海豐原創音樂會”認識,后來廣為流傳的“五條人的民謠,就如一部音樂化的侯孝賢電影”也是“區區 500 元先生”早期想的文案。“區區 500 元先生”兩年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實際上我們這樣的人仍然是很小的小眾。在海豐,看夜生活就知道,普通青年的生活就是晚上吃宵夜,唱 K,讀書沒什么用,到時候跟著堂哥去賣手機,跟著表哥去賣衣服,就這種心態。”

    不過按照五條人的觀察,越來越多的非文藝青年群體開始聽他們的作品了。仁科舉了這次在蘇州站巡演的一個例子:全場高呼 encore 的時候,臺下靠前的一名觀眾一直在喊要他們唱《初戀》這首歌。茂濤便說那就依他所愿。歌聲響起,這名觀眾感動得掉了眼淚。唱完后茂濤還和他握了手。

    后來仁科通過和他的聊天了解到,對方來自云南,只有 18 歲,在上海做房產中介,因為上海站的時間和工作沖突,他提前到蘇州看了五條人的演出。他對仁科說喜歡五條人的歌是因為他們唱了一些其他人不敢講的話,還把五條人介紹給他村里的人。

    “從這個人的聊天方式我可以判斷,這個人不是那種去 livehouse 的(不是我們概念中的文藝青年)。”仁科說。“阿茂跟他說,我們唱《初戀》的時候,他很開心,回頭對著那個吧臺說‘上酒!’這種在 livehouse(出現),誰能理解?這種(場景)只有在普通的酒吧(才常見)。”

    “對他來說,肯定有一些點觸動到他了,旋律或者歌詞,觸動到他了。”茂濤說。“可能還有一些新聞(元素)在歌詞里面(觸動到他了)。”

    談到受眾擴展的原因,五條人提到了普通話作品的增加。確實,2015 年的《廣東姑娘》中,普通話歌曲占到一半,2016 年《夢幻麗莎發廊》的 12 首歌曲中,只有三首方言歌曲。不過,在他們看來,選擇普通話并不是為了增加歌迷,而是因為國語更適合想要表達的內容。

    從方言轉向普通話也可以看做是五條人掙脫“方言”標簽的表現。有人評價說《夢幻麗莎發廊》沒有以往方言風格的作品好聽,而且五條人沒能掌握普通話創作的技能后,仁科寫了一篇名為《談談方言創作這門武功》回應說,作為創作者,如果自己發現掌握了某個能力,會第一時間把它廢了,“創作就是在冒險,如果早就知道叢林里有妖怪,也知道了寶藏在哪,就沒啥好白相了。”

    圖片由攝影師蛋蛋提供。

    我們還與五條人聊了更多,你可以通過這些進一步了解他們

    Q:大家談到你們的音樂評論比較多的,是有一種新聞紀錄的感覺,記錄城市轉型、人物變遷等是你們創作的一個初衷嗎?

    仁科:其實我們現在也忘了創作的初衷是什么。從音樂來說的話,我們是喜歡音樂的,熱愛音樂。首先從喜歡音樂入手,然后寫歌。寫歌怎么樣都會觸碰到一些題材嘛,情歌也好、什么題材也好。但是,就像我們做音樂一樣,我們想音樂的方式要獨特。比如我們賣打口唱片,聽過很多不同的音樂,有一些音樂是很有個性的,不像流行歌或者其他一些,很模式化的(音樂),它的歌詞、solo 或者演唱方式都有一些套路在里面。我們寫歌的時候,盡量要特別。寫歌詞,我們也想有所突破。所以無論是在寫情歌,還是各種類型的歌,我們都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做。就比如你剛才說的新聞的。我們有幾首歌都直接是根據新聞改編的。說得極端一點,比如像《初戀》這首歌,可能大段歌詞直接是新聞稿(而來),它本身就那樣寫的,比如“一輛貨車撞上了高架橋”,這整句就拿來用了。還有“一名年輕的男子抱頭痛哭”,這是歌詞對吧,但是在文章里面它就是這樣寫的。有時就直接這樣來拿。當然首先就是,我們覺得這個新聞值得寫。可能是它觸動了我們,不管是怎么樣。也不是為了形式化。因為你要說的話,中國或全世界發生的新聞太多,各種離奇事情,而且比初戀這個新聞更離奇的事情多著呢。這個很觸動我們,可能跟初戀(相關)或者也許和我們身邊的人(比較相近)。

    Q:雖然語言有所改變,不過你們關注的都是一些社會比較底層、邊緣化的人。《初戀》是關于一個人掙了錢回去找初戀的故事,最近的《夢幻里沙發廊》從封面到內容也都有這種感覺,小人物特別會帶給你們觸動嗎?

    仁科:我好像之前看過一篇賈樟柯的采訪,別人問他(為什么拍社會邊緣人物),因為他很多拍攝的題材也都是底層人,很少會拍攝到高層上等的。他好像說了一句話,原話怎么樣我忘了。意思是說,可能富的都差不多,但是窮的有千千萬種,就是底層的那種有各種各樣的方式。有點就類似一句話,就是成功只有一種方式,失敗有千千萬萬種。跟這個有關系,而且就是說,這些是大多數,它就在你身邊。

    他(賈樟柯)去印度,當時是有個富翁邀請他們,因為印度當時有個電影節。這個富翁邀請他們去他家玩,他家是很高級的,一棟大廈都是他們家的,而且在大廈里甚至還養牛,專門養牛給他的孩子喝新鮮的牛奶。然后賈樟柯是沒進去還是逛了一下馬上走了。他的意思是有錢的都差不多,(但是沒錢的有各種生活方式。)

    圖片由攝影師蛋蛋提供。

    Q:你們有和給你們靈感的對象直接接觸的情況嗎?

    茂濤:除了剛才說的新聞事件這些,也會有一些朋友,會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發,一些點子。比如我們一個朋友,有一次他去追一個女孩子,就是那種追得死去活來,追到樓底下,一站在那里就大喊大叫這種的。后來我們就把這個點也變成了一首歌,就是《阿虎》那首歌,就是在樓下一直喊,你愛跟我走嗎?你愛跟我走嗎?我就等你一句話。我們就把它變成這樣(一首歌),也是啟發。

    Q:你們會怎么樣評價對方?

    仁科:我覺得他身上有一些很野的東西。比如大家創造一首歌的時候,他可能更想的不是合理性,更多的是自身,就是一個直覺的判斷吧。有一些直覺判斷未必是對的,但是他這樣出來的原材料是很酷的。

    (Q:能不能舉個例子?)

    拿《阿炳耀》來說,如果你聽得懂海豐話,它其中有一段話,翻譯成普通話應該是很黃,很暴力的。哪怕是在海豐,這樣的話說出來也很粗暴的。但是他在那個歌里面,連續罵了四句這樣的話。你在現場唱的話,對著觀眾連續罵了四句粗話,你想想用普通話直接面對著觀眾開罵,這是種什么感覺。處理不好的話,別人會認為你神經病。但是在音樂里面他讓它合理了,而且包括他那種撕心裂肺的演唱方式也合理。

    茂濤:在創作上仁科有他獨特的處理方式,怎么說呢,有時候他想的歌詞有很浪漫的一面,也有很殘酷的一面,這些東西發生在當下有一種分離感,但也很合情合理。另外,他對旋律性的東西,也是非常非常厲害,是很拿手的。就說特別在編曲上,他是可以把旋律上的東西拿捏得特別好的。我們在排練的時候,他是隨時都可以(寫一段),很快,一段旋律很好聽,就出來了,然后導致我們經常覺得這個可以保留下來,以后又可以拓寬,拓展出另外的東西。第二,他很有意思的一個點,就是經常會想很多,編曲這一塊要怎么做,包括詞曲創作這一塊,經常會修改,不斷地修改,就是把歌詞經常修改來修改去。我舉一個例子給你聽,就是《酒鬼豬哥伯》,這我印象特別深的,最早我們覺得編得太好了,(但)他想破壞一下。回到剛才咱們說的那種合理性的東西把,就他那一弄,反而就是跳出來了,有亮點出來了。

    Q:你們怎么定義自己音樂的社會參與性?你們有意進一步介入社會參與嗎,還是說認為在做音樂紀錄社會就已經是一種參與了?

    仁科:你說的第二種。首先其實我們不拒絕這個社會,我們一直在融入它。就像你說的說,在做這種音樂已經是在介入這個社會。我是希望所有年輕人介入這個社會的,我們也是年輕人嘛。

    Q:你說的介入社會是哪一種介入?

    仁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而不是我拒絕。比如我們生活在這城市,我的同事、上司、家人都在這里。你怎么拒絕(參與)?你唯一能形式上拒絕的,就是整個人到山里面去住。而且其實我挺熱愛這個社會。說大一點,(也熱愛)整個地球。我們介入進來……我們寫歌也是一種直接的介入,比如我們影響到其他人。然后我們也通過音樂被別人影響。

    Q:除了音樂之外,你們對其他藝術形式有什么愛好,比如詩、行為藝術等?

    仁科:詩我看得不多。我們當時在廣州美術學院旁邊住嘛,認識很多朋友,有很多也做當代藝術的,也有現在很有名的,像胡向前,做行為藝術的。《夢幻麗莎發廊》那張唱片(封面)也是和從廣州美術學院現在已經畢業好多年的五個藝術家合作的。他們(成立了一個獨立雜志)叫《馮火》。

    圖片由攝影師孫孟晉提供。

    Q:你們是對他們藝術的哪些元素比較感興趣?

    仁科:設計《夢幻麗莎發廊》的時候,我們跟“胡子”胡鎮超有很良好的合作。后來為什么《夢幻麗莎發廊》讓《馮火》他們做?因為我看了《馮火》一些展覽,還有就是我跟這幫人有接觸,算認識。他們做的很多東西是很有粗糙感的,很廣東的。你也可以說是很地氣很市井的。他們的那些元素,我認為——我當時跟阿茂聊——很適合這張唱片的氣質。他們是沒有做過任何唱片設計的,我們叫他們做是冒險的,當然胡鎮超也幫助了我們很多。

    Q:你們和其他國內的一些樂隊私下交流的情況如何?

    茂濤:其實相對是比較少的。大家聊天的時候主要不是在說創作方式的東西,而是聊一些認知和事情。有一次我們在紹興,《像將軍那樣喝酒》就是那時受大家聊天的啟發。音樂人歡慶那時候講了一個故事,就是《像將軍那樣喝酒》歌詞里(有個將軍“花式喝酒”),后來仁科就把故事整理(發展)成為了一首歌。

    五條人巡演上海站《大會》+《鮮花在岸上開》


    題目和長文章圖片由攝影師孫孟晉和騰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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